浩浩鄱阳水，滔滔浦江流。赣沪两地，传颂着一位普通共产党员的名字——李燕玲。
日前，我们来到南昌市新建县大塘乡中心卫生院采访。作为护士长，李燕玲已经在这里度过了23个春秋。岁月的磨洗，让这位昔日的上海姑娘显得有几分憔悴，但她那双略带疲惫的眸子里却多了几分沉静。那是一种经历过命运考验之后的沉静。
1970年4月，17岁的李燕玲随着“上山下乡、插队落户”的人流从黄浦江畔来到了鄱阳湖滨。李燕玲当过农民、做过赤脚医生，1975年，新婚不久的她成了大塘卫生院的一名护士。从此，她便与这块贫穷的红土地、与这块土地上淳朴的乡亲结下了不解的情缘。“留在江西为农村病人服务一辈子的决心是我当赤脚医生时下的。”李燕玲静静地沉浸在回忆里。一位青年产妇，因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，生下孩子后就死在接生婆手中；一位壮年男劳力，因缺医少药，患肺结核吐血而亡……这些刻骨铭心的往事，筑成了李燕玲人生旅途上最初的路基。
然而人在一生中，总会面对一次次重大的选择。随着下乡知青陆续回城，1979年3月，时刻牵挂女儿的母亲从上海一家纺织厂病退，目的是让女儿返沪顶替。李燕玲拒绝了。1981年春节，李燕玲的父母来到大塘，看一看女儿为什么不回条件优越的上海而宁愿留在这穷乡僻壤。艰苦的生活环境——昏黄的油灯、破旧的家什、烟熏火燎的柴灶、泥泞难行的山间小路——让母亲潸然泪下：“这次我一定要把你带回去！”李燕玲含着眼泪再次拒绝了。是因为已经在当地成家了吗？1987年，上海出台政策，当年的下乡知青可以全家返沪。母亲说：“这次可以回来了吧？”李燕玲说：“我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，还是不回吧。”1996年，李燕玲的弟弟为她代付3万元在上海闵行订购了一套房子：“姐，你和姐夫回上海开个诊所吧，保证赚大钱。”李燕玲仍谢绝了弟弟的好意……如果说她心中没有过犹豫、遗憾，那是假话。对于上海，李燕玲自有一份深深的眷恋。那毕竟是她的故乡，那里毕竟有自己的生身父母、兄弟姐妹。然而，更让她割舍不下的是患难与共、相濡以沫的丈夫，是情同手足的同事，是大塘乡亲们那一双双真挚的眼睛和一张张朴实的笑脸，还有，她衷心热爱的护理工作以及献身山乡的信念。
“其实，安逸的日子我反而受不了，只有现在的工作才让我觉得心里踏实。”李燕玲说。她的语音已全无吴侬软语的痕迹，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江西俚语。她已完全融入了山乡。
山乡的医疗卫生工作，不是用“艰苦”二字所能形容得了的。李燕玲所在的大塘中心卫生院，覆盖着邻近两县六个乡的15万农民。院里18张床位，几乎天天都是满的。繁重的工作，使得与李燕玲同时进院的护士调离的调离、改行的改行，最终留下的，只有她一人。这23年来，李燕玲一心扑在事业上，长期超负荷工作，有20个除夕或大年初一在病房度过；她曾患过肺结核，又得了胆囊炎和神经衰弱症，一直靠药物稳定病情，然而她从未休过病假，仍像健康人一样下乡、出诊、值班……是什么让她坚守这份执着？李燕玲淡淡地说：“既然选择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，就要做出一点成绩。况且，这里的老表需要我。”
1981年夏天，金桥乡上甬村村民熊金勇的妻子产后患病住进了卫生院，年轻的母亲没有奶水，三个月的婴儿饿得直哭。李燕玲听见哭声，问明情况，不顾自己待哺的儿子，用自己的乳汁喂养这位婴儿直至母婴出院。
大塘乡胜利村有位程茂海老人，患有肺心病，子女不在身边，每次要靠老伴扶着上卫生院，几百米的路程要走个把小时。李燕玲见了，自己掏钱买了盏应急灯，利用早晚休息时间上门为老人看病取药、打针按摩，从1992年开始，直到1996年老人去世。老人临终之际还在叫着李燕玲的名字。
1994年，患者蔡恒茂做了胃切除手术后便秘，痛苦难当。李燕玲用手把大便一点一点地从病人肛门内抠出来。事后患者将50元钱送到李燕玲手中表示谢意，可她坚决不收，说道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
1981年，李燕玲刚满一岁的儿子杨勇生病了，持续发烧。偏偏这时来了位生命垂危的病人，连续几天李燕玲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这位病人的抢救中，只给儿子喂上几粒退烧的药。小杨勇因为治疗不及时，留下了终身难愈的智力低下后遗症。身为母亲的李燕玲咽下了痛苦的泪水。如今她只有对儿子倾注更多的爱来弥补自己的过失……
去与留的考验，工作和家庭的考验，她都经受住了。1991年，一场人生最大的考验降临在她面前——那是生与死的考验。
一纸诊断书无情地宣告：李燕玲得了结肠癌。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李燕玲一样在听到凶讯时表现得如此平静。术后两个月，她就拖着病体上班了，每天照常在病房打针送药，做着日常应做的事。她只对丈夫杨水根说过一句流露出内心波澜的话：“要是我死了，你要把儿子带好；我的骨灰送回上海，撒进黄浦江。”今天，面对我们的采访，说起这事，李燕玲的表情仍然平静：“当时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年，只是想，多活一天就多做一天的事。”
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、甘于奉献、宠辱不惊，这就是李燕玲——一位女共产党员朴素而高尚的情怀。
